当代艺术如何讲好中国故事

1、确实，我们从理论上和文学的理想性上设计这样的“当代中国大故事”并不困难，困难的是我们如何在现有文学经验的基础上写出具有艺术感染力的作品。很显然，经历过与世界现代文学的碰撞，也广泛吸取了世界文学的优秀经验之后，中国当代文学倾向于讲述“小故事”，意即讲述关怀小人物命运、揭示人性弱点的作品。即使是讲述“大故事”，也是倾向于历史叙事和反思性叙事。这也是中国现代启蒙以来的文学形成的传统，革命文学倾向于表现弱小者的生存现实，体现民众的觉醒意识，表达人道的悲悯情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的红色经典，开始塑造英雄人物形象，典型的如《创业史》中的梁生宝、《艳阳天》中的萧长春。这一时期的文学是在激进的政治理念推动下去展开文学想象的，文学的观念性和理想性色彩十分浓厚，中国文学在这方面取得了成绩、积累了经验，也付出了代价。　　这就是我们今天寻求讲述当代中国大故事要面对的历史前提和理论前提。抛开这些前提，表达理论主张和展开具体实践并不困难，但要在文学的标准下给予评判就要看到实际成效究竟如何。所有的理论主张都要实事求是，在历史给定的条件下去积极寻求新的可能性。讲述当代中国大故事，在今天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我以为有几个方面是可以做出努力的：

3、其二，展现多样性。尽管我们理解中国大故事会倾向于“大”的形态，也可以做出诸项规范化的理论表述，但“中国大故事”具体到文学艺术则应该是丰富的，甚至是无限多样的。理论上来说，中国当代讲述的故事都属于“中国大故事”的一部分，即使是无限多样的小故事也必然可以组合成无限大的“中国大故事”。当然，既然作为一种理论愿望提出，强调“中国大故事”当然是要推崇某种“大故事”，或者更为客观地说，是因为缺乏一种“大故事”，故而需要关注和强调。但“大故事”本身的丰富与多样也不应该忽略。

5、其四，善于以小见大。在上世纪80年代“后现代”观念兴起之后，当代外国文学中的“宏大叙事”已然鲜见，只有在中国文学中几乎是“独大”。90年代以后，中国文学还是宏大的历史叙事占据主流，倒不是说它的绝对数量和影响力，而是这种叙述方式和小说制式占据了主流地位。今天的小说制式已经转向“以小取胜”。但“以小见小”，还是“以小见大”？爱丽丝·门罗的作品写得确实“小”，但她能窥见最微妙复杂的女性心性，能回答当代尖锐的妇女问题；帕特里克·莫迪亚诺确实有意碎片化，但他能表现二战中人类特殊的命运。文学作品只能开掘出生活的某一侧面，文学作品说到底要能触及人的心灵——写出人性人心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才能写出这个时代的“大”、才能见出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大”。在触及心灵细小处来显现大千世界的投影、写出人性人心的变化层次、写出当代中国激荡的时代风云，其实是对小说艺术的极高要求。

6、其五，讲述追求创新性。文学艺术说到底是一项创新性的精神活动，文学艺术作品总是要提供陌生化感受。尊重艺术规律、尊重艺术的独创性始终是出好作品、出精品的先决条件。作家艺术家本人也必然是在对创新性的追求中才可能有艺术上的作为。否则，假大空的复制之作劳民伤财，贴上任何标签都没有实际意义。文学艺术发展到今天，有那么多的经典作品在先，作家要创新、要出好作品变得越来越难，这更需要艺术勇气、魄力和理想，需要锤炼的功夫，需要融合世界优秀艺术经验的胸怀和能力，这才可能以创新性的方式讲述故事，这样讲述出来的故事才是真正具有艺术感染力、真正具有世界面向的“当代中国大故事”。